皮书研究
【编者按】他连续16年担任“经济蓝皮书”副主编，是主持编写“经济蓝皮书”最早且工作时间最长的课题组成员和执笔人。他把经济理论与数量经济模型相结合，为中央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
当他回忆起皮书系列的第一本“经济蓝皮书”的诞生时，仍颇有感触。“经济蓝皮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以自己的学识投身于改革开放洪流，同时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水平的结晶。
一、以改革开放的需要为己任
40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之时，正值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社科院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各研究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使用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作为一个新诞生的研究所，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因为它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将国际上已经比较成熟的经济学理论方法——计量经济学引进中国的可能性及途径，特别是在宏观经济问题研究方面的应用。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一方面，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依然无处不在，宏观经济管理的思想和模式亟须扭转；另一方面，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尚缺乏按照市场规律运行宏观经济的经验。因此，宏观经济波动比较严重，特别是价格形成机制在变革过程之中，价格双轨制局面造成通货膨胀的问题频频出现。较为严重的宏观经济波动不仅影响到经济的稳定，而且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严重妨碍到改革开放的推进。党中央提出必须处理好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面对80年代中后期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研究发展、改革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经济学研究工作者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致力于科学的经济预测
中国古人从技术及哲学角度已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做过探索和研究。例如，中国的农历历法就是对四季气候变化的高度科学的预测方法。《三国演义》中脍炙人口的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更是淋漓尽致地强调了预测的意义。《礼记·中庸》中论及“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古代科学极不发达，图腾崇拜、占星术，甚至更具迷信色彩的跳大神反映了人们对未知进行预测的渴望，以及原始的预测形式。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各样的预测方法也随之丰富起来。例如，凭借个人以往经验或感知的经验分析方法；根据业内专家的经验分析结果，进行调查采集和统计分析的德尔菲专家方法；建立数学或物理学原理方法，为基础的模型或模型体系，以及模拟经济问题进行分析预测的模型方法；运用多种预测方法进行综合分析的组合预测方法等。
上述预测方法各具特色、各有所长。人们是在已有知识或经验的基础上对未来进行预测，这些知识或经验是对事物运动规律的总结。而经济社会问题的预测具有非常强烈的复杂性、随机性等特点，误差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经济问题的预测更多的是“艺术”，而非“科学”。
现阶段，经济预测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理论基础上的经验推导，或单纯的经验推导；另一类是以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统计学方法为基础的运用各种经济模型进行的模拟计算。比较而言，第二类方法更多地利用了人类已有的知识和分析手段，因而更具科学性，更具优势。在以经济预测为主要目的的经济模型中，以计量经济学为基础的模型，以及以计量经济学为核心的综合模型体系占据重要地位。传统的计量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在60~70年代达到高峰。世界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受石油危机的冲击陷入低谷，以传统计量经济学为基础的经济预测模型也随之陷入低潮。20世纪80年代，以经济模型或模型体系为手段进行的经济预测重新占据经济预测舞台的中心位置，为人们所瞩目。
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自20世纪70年代末成立以来，研究人员就致力于研究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论、经济计量模型，以及以经济计量模型为基础的经济分析与预测。为了更好地学习国际学术界相关领域的先进方法，提高自身水平，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积极开展国际学术合作，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的帮助和指导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建立了一个以计量经济学方法为基础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1991年，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发布了《经济蓝皮书：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一经发布，便在社会上受到了高度关注。我们的工作不仅在社会上受到了高度关注，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并获得国家级奖项。
三、“经济蓝皮书”20年——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经济学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工作为中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坎坷艰难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代中国经济学先驱孙冶方就倡导在中国开设经济数学，培养中国经济学工作者使用数学工具提高研究和应用水平。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数量经济学一直横遭批判。20世纪50年代，有一部分海外留学归国人员舍弃国外的优越条件，选择报效祖国。但是，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专业，或改行，或离去。正是改革开放给予了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新生，为数量经济学的成长提供了土壤雨露，为数量经济学的应用开拓了广阔空间。
实际上，中国数量经济学的本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资本论》中运用了数量分析工具，表述和论证了社会生产的两大部分在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量分析的先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在理论上是最科学、最革命的，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数量经济学在中国蓬勃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中国数量经济学不仅要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的革命理论，也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不仅数量经济学应该如此，当代中国特色经济学总体都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核心，同时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物质基础是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质量的提升，也是经济基础的夯实。奠定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基础，离不开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因此，作为经济学研究工作者，我们义不容辞地肩负着创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光荣使命。当代中国经济学的本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实际的科学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的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灵魂，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是使当代中国经济学成为科学的根本保证。
一方面，要科学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丰富经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理论的升华；另一方面，要勇于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应用理论指导，探求应对之策，贡献智力支持。当代中国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博采众家之长，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在理论上是科学的、革命的，而且在方法论上也是先进的、开放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学研究工作者需要重视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中发展起来的经济学中科学的、有益的方法论因素，兼容并蓄，为我所用。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仅给经济学分配了重要的任务，更为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泉和保障。中国正逐步成长为真正的现代化世界强国，中国的经济学也必将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自己的辉煌。
（本文为汪同三先生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之约而作，以纪念皮书专业化二十年。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皮书专业化20年致敬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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