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从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说起-米乐app官网下载

　　2019年4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农村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8~2019）》。

　　本文摘自“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研讨会暨《农村绿皮书（2018~2019）》发布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讲话。

　　中国的制造业比重在2006年达到了最高点，历史上有过最高点，改革开放初期其实是最高的，但是后来比较稳定。到1996年又有一个最高点，之后也有所下降，但真正制造业的比重开始正式下降是2006年，当时我们大概是36%点几。但是这个下降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我们应该做一点国际比较。

　　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实际人均gdp按照2010年的不变价，和其他国家历史上作比较，大概是3000多美元，还没有进入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还处于中等偏下的这一组里。在这同时，我们当时的农业产值比重也很高。我们来做一下国际比较，历史上很多工业大国都经历过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情形，美国非常早，在1953年，当时它的人均gdp是1.6万多美元，这些都是可比的，都是2010年的不变价。农业产值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了只有5.2%，那个时候它是在27%的水平上，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和美国类似的，这是两个国家作为一组，后来成为高收入、现代化的国家，就是日本，日本是1970年制造业比重达到最高，为34%，从这之后就开始下降，它的人均收入接近1.9万美元，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到了5.7%，这是美国和日本。首先它是在高收入阶段上制造业比重下降，而且农业比重很低了，在这之后就一路下降下去了，到今天为止，两个国家仍然是值得重视的制造业大国，而且是制造业先进国家。

　　再找出一组来，我们一般说的拉美国家是比较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一个是阿根廷，一个是巴西，这两个国家都是在1974年制造业大概是27%到28%左右达到了峰值，在这之后制造业比重下降，下降的时候人均收入阿根廷是7700美元，巴西是6600美元，也就是说进入到了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农业的产值比重是不到8%。这两个国家比较典型，那个时候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到今天按照不变价看它的人均gdp，从1970年到1974年增长的时间内还是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所以我们一般把这样的国家叫做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当然他们也算在制造业的某些方面还比较发达，像巴西，连飞机制造业都可以算在第三阵容里，但总的来说不是先进的制造业大国。

　　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下比较，很显然，我们远远低于前四个国家的收入水平下，就开始制造业下降。下降到今天，我从2006年开始下降，下降到2017年的时候，中国制造业比重大概还有27%到29%，跟巴西和阿根廷制造业下降的比重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起点比较高，是从36%点几开始下降，人均收入按不变价是7000多美元，也跟巴西、阿根廷差不多。农业产值比重不到8%，也跟这两个拉美国家差不多。因此，如果说我们曾经制造业比重过高的话，2006年开始有所调整，调整到今天这个水平上，跟拉美这两个国家下降的时候是一样的。按理说应该稳住，不应该再继续下降了，但是，是不是能够稳住呢？我猜想可能还会下降，这样可能就会有一点危险。

　　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够导致制造业比重过早下降

　　为什么制造业比重过早的就开始下降？我觉得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有关系的。因为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农业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积淀在那里，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能不能得到提高，提高幅度多大，取决于劳动力能转移出去多少，也就是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被动的。到了一定阶段，比如说到2004年，经历了刘易斯转折点，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农民工工资上涨的现象，同时劳动力短缺也就渗透到了农业中，这个时候还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应该反过来了，提高多少劳动生产率就应该能够转移出多少人。在这之前是转移劳动力的多少决定能提高多少劳动生产率，之后是劳动生产率决定劳动力还能不能转移。很显然，目前为止，按照统计局的说法，农业比重现在还有不到8%，而且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达27%。也就是说，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滞后于农业产值比重的下降，这和其他国家还不一样，这更加剧了我们的矛盾。因为劳动力转移不足，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农村向外转移的速度就开始逐渐下降，特别是到了2014年，农村16到19岁年龄的人口开始负增长，也就意味着我们没有那么多劳动力转移了，因此这种现象制约了制造业发展，因为我们制造业过去还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劳动力转移不足是制造业有所下降的原因之一，这样就导致制造业过早下降。原因是劳动力转移不足、不充分，在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够。

　　“逆库兹涅茨过程”

　　同时，我也做了一个比较，我觉得这个数字也挺令人惊讶。1978年到2015年，剔除物价因素，发现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5倍，但是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3.5倍，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2%，也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并没有高于非农产业，而且原来差距就很大。因此到今天这个差距仍然保持，和二产的差距就更大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二产的劳动生产率大概是农业的16倍，三产的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的4倍多一些，这个差距还太大了。因此导致了一个状况，如果在这个时候制造业产值比重的下降，就意味着劳动力要从制造业中分流出去。分流出去之后，首先如何回到农业，就等于从16量级的劳动生产率退回到1这个劳动生产率，要下降16倍。即使转到三产的劳动生产率，也大大低于二产，同样是从生产率高的部门退回到生产率低的部门，因此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就意味着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进程中是走倒退的路。我把这叫做“逆库兹涅茨过程”。

　　制造业比重下降的原因

　　因此，我们就要找到制造业比重下降的原因。

　　首先是我们没有从传统的竞争优势、劳动密集型这一点转向具有新的核心技术、新的更高的价值链取得的核心竞争力，这很显然是我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还要看到这么早就丧失掉农业劳动率比重还占27%的情况下，我认为没有27%，比如我估算是17%，那也非常高，和你不到8%的产值比重相比也有巨大的差距，因此这种情况下相当于：

　　第一，早产型的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

　　第二，劳动生产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丧失。

　　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制约。如果你拿它和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来做比较，这或多或少会成为我们在中等收入阶段制约中等经济发展的障碍，从目前的趋势看，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也不太大，我们目前快1万美元了，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个最要紧的时候出现了“逆劳动生产率”的趋势的话，对于高质量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阻碍，因此从这个问题上就回到我一直坚持的观念。乡村振兴也好、“四化”同步也好，最核心的还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最大的制约就是劳动力没转移出去。但是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还有另一个制约，就是土地经营规模没有相应的扩大。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那么大的土地规模，因此在这个固定的土地规模上，不管投入了多少、不管“三农”政策有多好，大家多么舍得投入，最后的结果都是资本回报率下降，这是颠覆不破的经济学规律，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扩大经营规模。过去我们一直在讲适度扩大经营规模。当然，“适度”这个词永远是正确的，但是要想办法加快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一系列其他的改革措施、扶持措施，加快适度经营规模的扩大，这样才是所谓“四化”同步的最根本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