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就业主要矛盾的变化-米乐app官网下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在2022年《经济蓝皮书》发布会上的讲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在2022年《经济蓝皮书》发布会上的讲话。

　　我想借今天蓝皮书和经济形势分析会这个机会谈一点就业的问题。我们从去年即使遭遇到疫情冲击，城镇调查失业率也仅仅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达到比较高的水平，随后回落。整体上今年的就业表现还是很不错。但就业这个事儿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要不断地提起的，不仅要时不时提起，还要看它的新变化。中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就是在各个领域都会出现一些新变化的时代，所以今天我想讲一下就业矛盾，已经从总量变成结构，主要矛盾从数量变成了质量。我从三个方面来讲。

　　就业总量问题已经不再是就业的主要矛盾

　　就业问题是存在的，但要找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总量不再是主要矛盾。从各种人口数据和劳动力数据看总量都会发现，最近这些年已经出现了供给侧的一些变化，从过去一直在增长，近些年出现了绝对数量减少的趋势。

　　201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达最高点，随后都是负增长。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开始也进入了负增长。除此之外，最核心的红色的20-59岁劳动年龄人口，2015年开始出现负增长。直接就业人数从2014年也开始了负增长。唯一一个还在正增长的就是劳动力数，但显然增长速度非常慢，它仍在增长可能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有关，但是从数量上也都很少。因此如果一定要抓主要矛盾，有利于做好工作，我们先做这个决定，和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条件相比，劳动力总量制约已经不是过剩的问题，而是不足的问题。

　　2018年1月，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布城镇调查失业率。这个指标从发布到现在，去年遭遇了疫情，升到百分之6点几随后下降，现在基本在5%左右略微波动，也就是说相对是稳定的，从我们特定的国情来看，5%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上是一个自然失业率。就是没有很大的冲击因素，所以也是比较平稳。

　　农民工是我们劳动力供给的一个重要来源，特别是我们现在人口总量不再提供劳动力增量的时候，那么从农村向外转移的这部分就至关重要。这些年总得来说外出农民工还在增长，但增长速度一年比一年减慢。去年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是因为去年的特殊年情的临时现象，还是从此变成持续现象？很难说。但历史上看，往往是通过一次突发事件、一次冲击，把一个长期的趋势提前带来了。今后它至少不会有显著增长了。农民工增长减速的趋势，有制度阻碍、就业条件、宏观经济形势等等，总趋势还是一个人口变化。早些年我们预测人口时就发现16-19岁的农村人口已经在2014年就开始到达峰值，然后变成负增长。这部分人是农村初中、高中的毕业生可能还有辍学生，也就是说进城的农民工主要是这部分。这部分人已经负增长，进城农民工的增长一定会减速。

　　结构问题已经成为就业主要矛盾

　　当说失业率的时候，其实是指三个组成部分：一是结构性失业，主要是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他的技能和需求者不一致，产生了一个差距。这期间他要受培训等，因此他处在结构性失业状态。二是摩擦性失业，因为市场功能不那么强，有时候需要劳动力的雇主和想要就业的人碰不上面，在他们碰面之前劳动者处于摩擦性失业状态。三是因为宏观经济波动导致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总是有，因为任何时候劳动力市场就有供需矛盾，因此把它叫做自然失业率。随着技术变革的加快，我们正在进入新技术革命时代，产业结构变化加快，自然失业率倾向于提升，因为劳动力素质的改善速度相对是慢的，但是市场上对新技能的人力资本的需求变化非常快，二者产生矛盾以后就会使得有一部分人想就业，可能他的技能不能适应。

　　根据过去的估计和目前的数据走向，在2000年之前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大概4%左右，这之后我倾向于认为在5%左右。或许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有可能会略有提高，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变成了应对自然失业现象，因为周期性的去年已经过去了。这种情况下公共就业服务以培训人的技能为主要功能的公共就业服务就越来越重要。

　　结构性失业的核心是人力资本，你的技能归根结底来自于你受教育的水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总体进步非常大。相应我们劳动力的能力也得到了改善。主要靠三个因素：一是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效果非常好，一下子把劳动力素质提高了。二是扩招，进一步延长受教育年限。与此同时新成长劳动力规模很大，不断有人涌入劳动力市场，这部分人带着更高人均受教育年限而来，改善了劳动力存量，因此我们总劳动力得到不断改善。现在看这两个速度都在放慢，普九和扩招的效应都是一次性的，暂时已经过去了。相应的我们看到每年新增加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减慢的，这和每年毕业生的结构是有关系的，另外新成长劳动力不仅减慢而且是负增长，这两个叠加，每年新成长劳动力，毕业类、未升学、辍学的这些人加起来除以平均受教育年限，得到每年新增人力资本总量，叫做“人/年”。这些年蓝色线在逐年下降。未来我们要想出特别大的办法，才能迈步上这个短板。

　　我们不是不需要人力资本那么快增长，从国际比较来看，即使给定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我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还不算高。最近我查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它把中国排在高人类发展水平上，这是比较好的水平了。人类发展水平是由人均gdp、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预期寿命等因素共同构成。我们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全球第85位，就算高水平了。但是我们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排在第115位，和我们同组的高人类发展指数的平均比是低的，和世界平均水平比也是低的。只是比总体的发展中国家高一些，所以差距还是大的。2025年我们应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个行列中相比，我们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还是有差距的，因此中国的教育还要继续得到发展。

　　就业质量关乎民生和发展质量

　　我们既然说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我们的就业质量必须得到明显改善。

　　首先，看青年失业率，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是远高于城镇失业率水平，最高可以达到17%，同时可以看到波动性，每年7、8、9月也是青年失业率的高峰期，这显然是结构性的失业现象。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它表现出我们就业质量的问题。现在我们发现一个现象，我们当年上完大学毕业找工作，很在意自己是不是专业对口。现在问大学生，年轻就业者是不是就业对口，没有人在乎，绝大多数人学的和用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教育资源仍然是有限的，我们人力资源更是宝贵的，但都存在着浪费。同时也说明，我受了教育，反而劳动力市场不欢迎我，说明劳动力市场上过多的岗位是低质量岗位，而不是高质量岗位。因此青年失业率的高，可以做更多的解读。

　　其次，现在城镇大部分人想工作都能找到工作，现在工作越来越采取灵活就业的形式，灵活就业不一定是低质量就业，但是如果确实变成了非正规就业的话那就是低质量就业。从统计局数据看，城镇就业可以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多种所有制等，可以看到还有一部分没有被任何一个部门登记的，我叫做“残差”，这部分显然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他们的就业不稳定，劳动报酬也比较低，显然这部分是非正规就业。当年他们占比非常高，就是图中深蓝色的部分，近年来占比比较小了，但是和它对应的个体经济占比就大了，这两个是在统计上我们做了一些变化，近些年我们加大了市场主体的统计要求，因此过去很多没有被统计的变成“残差”的这部分就业，现在统计为“个体就业”，这两个加起来，我想它的非正规性就很明显。这两个加起来，目前有30%左右。除此之外，其他的单位就业也有一些不正规的情况，可见不正规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

　　去年世界经济论坛出了一本《全球社会流动报告》，它给每个国家都打一个社会流动性指数，在中国的平均分它又分不同项目，其中有一个低于平均分的项目，就是劳动报酬低的比重人口高，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就业质量不高，非正规性明显与这个高度相关。

　　农民工的就业出现了内卷趋势。这里的“内卷”是原意的，从生产率高的就业领域转向生产率低的领域，因此报酬也降低，这对经济进步没有好处。统计局公布了城市没有户籍的调查失业率，也就是意味着农民工失业率看上去不高。因为，找不着工作或者不能出来工作的人都不在分母里，当然分子里也没有，这是一种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方式。在美国特别明显，如果不想就业了，我退出劳动力市场有很多办法，一是干脆退出，二是申请残疾人补贴。我们一个最典型的退出方式，在城市如果工作不好找，我就回家乡，回到家乡没有人把我当调查对象问我是否就业，失业率里没有我的统计。事实上去年外出农民工负增长，与此同时即使外出农民工只负增长2.7%，但是很多所谓的外出农民工是只离开本乡镇，越来越多农民工不进城、不离县，因为现在有电动车，他骑车通勤，每天可以离开自己的乡镇到外乡镇就业或者县城就业，就业是好事儿。但是如果从过去的大城市、中等城市退回到县城或者其他乡镇就业，你的生产率是下降的，报酬也在下降。所以叫做“内卷化”，内卷化是不太高质量的就业倾向。返乡没有问题，在家里搞家庭城镇化，这很难说是高质量的城镇化。

　　非农就业的质量和数量决定了农业的就业质量和数量，因此必须把城乡劳动力市场进一步一体化。目前看，农业经营规模还是太小，尽管还有人在务农，但他们经营的土地大体分布在一亩到六亩之间，没有规模经营，当然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同时没有一定的规模，也就吸引不到高素质劳动力，这个就业也是低质量的就业。

　　时间有限，解决的办法我们利用下一次机会再继续谈。谢谢大家。

《经济蓝皮书：202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谢伏瞻 主编

蔡昉 李雪松 副主编

　　本书坚持问题导向，敏锐捕捉经济形势变化和苗头性问题，对纷繁复杂的经济形势进行全方位深度分析，并对未来走势进行预测，内容涵盖宏观走势与政策展望，财政运行与税收分析，货币金融与风险防范，产业发展与低碳转型，投资、消费与对外贸易，就业、收入与共同富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