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精读 | 土耳其蓝皮书：土耳其发展报告(2015)-米乐app官网下载

　　2015年11月6日，由土耳其海峡大学孔子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与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土耳其论坛暨土耳其蓝皮书发布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

　　2013～2015年，以伽齐公园游行示威为起点，土耳其卷入了一场蝴蝶效应的连锁反应之中。2014年对于土耳其来说是十分关键的一年，在政治、外交、传媒、经济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2013年爆发的“腐败案”并没有动摇正义与发展党的“选举霸权”地位，其在赢得2014年3月的地方选举之后，原党魁埃尔多安成为土耳其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旷日持久的叙利亚危机成为考验土耳其外交的一张重要考卷，庞大的难民潮使得土耳其的基础设施逐渐力不从心；难民潮一波未平，伊斯兰国、库尔德问题再掀波澜，特别是传媒领域的大众参与，群众抗议此起彼伏，经济发展欠佳的土耳其政局再临考验。总体而言，2014年土耳其政局态势平稳，正义与发展党依然强势；经济形势虽有波动，但活力依在；外交策略日趋成熟，更加趋于平衡。

　　2015年土耳其经济呈现疲态，发展方式有待改革

　　在艰难度过2013年之后，土耳其经济在2014年发展放缓。土耳其国家统计局（tüik）的数据显示，2014年土耳其的gdp总额为8001.1亿美元，同比下降2.7%，人均gdp为10298美元，同比下降6.1%。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报告，土耳其2014年的营商环境较2013年上升3位，排在世界第69位。但是，受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加之土耳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信贷消费和房地产业，导致大量外资抽逃。

　　2014年，土耳其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998.3亿美元，同比下降0.9%，其中出口总额为1576.4亿美元，同比增长3.8%，进口总额为2421.8亿美元，同比下降3.8%，贸易逆差845.4亿美元，同比下降15.3%。在进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纺织品及原料、矿石等）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德国成为年度内土耳其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俄罗斯则是土耳其最大的进口市场。总体来看，土耳其2014年的对外贸易形势略好于2013年。

　　受新一轮世界货币政策的影响，土耳其新里拉在世界货币市场中显得比较脆弱，贬值速度较历史同期明显加快。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耳其的出口压力，对经常账户赤字做出了一定贡献，但由于土耳其的出口商品结构较为单一，货币的贬值非但没有将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扶上正轨，反而造成了信贷膨胀、房地产膨胀等不良后果。

　　从外债角度看，2014年土耳其的外债总额接近其当年gdp总量的一半。基础设施建设和信贷消费是土耳其过去十年经济发展的两大推动力，而这两大推动力本身极易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从而很容易削弱土耳其应对突发性金融风险的能力。此外，近年来土耳其不断推行的私有化战略使得大量国有经济部门走向没落，大量外资的涌进也使得土耳其逐渐丧失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而土耳其政府利用国家强制力干预经济的行为，也给土耳其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

　　地方选举正发党再告捷，“选举霸权”得以巩固

　　从2013年5月的伽齐抗议事件到2013年12月的腐败案都导致土耳其国内大规模游行示威的频发，国内外媒体也开始对正义与发展党及其领导人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提出批评，而国内的反对党派更是将此看作是重整旗鼓、再谋政权的绝好机会。因此，土耳其在2014年和2015年将要举行的三次选举（地方选举、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对于正义与发展党的政权巩固显得愈发重要，而2014年3月率先进行的地方选举对于土耳其政坛更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在土耳其的地方选举开始之前，土耳其社会由于受伽齐抗议事件、政府腐败案以及正义与发展党和居伦运动之间的对抗而呈现出一种极化和分裂的状态，这也引发了土耳其四大主要政党之间的竞争，促使它们采取不同的竞选策略。这一系列事件对地方选举的影响在于以下五点。第一，伽齐抗议事件可能会导致正义与发展党广泛中右联盟的破裂。第二，库尔德和解进程可能会促使正义与发展党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地区获得胜利。第三，居兰运动可能会对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基础带来挑战。第四，针对埃尔多安本人的腐败指控可能会造成正义与发展党民意的下降。第五，只有经济的持续增长才有可能会促使民众会继续支持正义与发展党。

　　然而，此次地方选举结果显示正义与发展党仍然取得胜利，其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大型基建工程的不断竣工提升了正义与发展党的民意支持率。第二，赢得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的选举确保了正义与发展党的胜利。第三，持续的经济发展为正义与发展党取得选举胜利奠定了基础。第四，2014年3月的地方选举在本质上仍然是所在“地方”的选举。第五，正义与发展党取得选举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强有力的反对党的出现。

　　2014年地方选举的结果对于即将召开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以及库尔德和解进程的继续开展都带来了直接影响，更是对正义与发展党的未来、土耳其今后的政治形势和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2014年地方选举的结果直接影响了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进程。第二，2014年地方选举的结果有利于库尔德和解问题的继续推进。第三，2014年地方选举的结果夯实了正义与发展党的“选举霸权”。2014年的土耳其地方选举不仅对埃尔多安今后的政治生涯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正义与发展党的未来走势具有显著意义，也必然会成为土耳其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之间的张力使苏菲教派生存空间广阔

　　苏菲派是穆斯林在反叛正统伊斯兰教的基础上，对地区民族宗教文化吸收整合的产物，因而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尽管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便取缔了苏菲教团的合法地位，但在实践中，677号禁令并未得到严格贯彻。

　　苏菲主义者作为普通民众伊斯兰信仰的代言人，通过强化民众的宗教信仰和道德素质极大地推动了现代伊斯兰主义向纵深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超越国界的发展趋势，但其入世性和世俗化倾向，进一步弱化了苏菲主义的神秘主义色彩。

　　居伦运动作为新苏菲主义运动的典型代表，是对传统苏菲教团的继承和超越，它作为宗教意义的公民社会运动，积极参与土耳其的政党政治、经济生活和文化活动，但其与执政党的龃龉使其处境艰难。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伊斯兰苏菲派的社会功能逐渐弱化，但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张力使其仍有相当大的生存空间。

　　土耳其大众媒体凸显社会问题

　　2014年，从关闭推特到逮捕记者，土耳其传媒界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大事件，有关土耳其的负面新闻经常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为西方国家所诟病。

　　2013年5月伽齐公园示威事件发生后，土耳其主流媒体的报道缺失，而网络社交平台发挥了关键作用。土耳其传统媒体的代表——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türkiye radyo ve televizyon kurumu，trt）在土耳其的广播发展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只是自90年代以来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出现了一些至今仍困扰其发展的问题。土耳其的网络管理机构主要包括信息与通信技术管理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uthority）和电信与通信管理局（the presidency of tele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除了两个管理机构之外，已经私有化的土耳其电信公司（türk telekom）对土耳其电信行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94年成立的记者与作家基金会（the journalists and writers foundation，jwf），通过其旗下六个运作机构，积极推动土耳其公民社会的发展。2014年3月20日，土耳其宣布封锁推特，原因是推特泄露关于包括总理在内的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一周之后，youtube也被宣布关闭，理由是泄露了政府高级官员之间秘密谈话的录音。4月2日和5月29日，推特和youtube相继重新开放。2014年对于土耳其的新闻媒体记者来说是“艰难之年”。12月14日，土耳其的警察逮捕了与居伦运动有关的《时报》（zaman）主编杜曼勒（ekrem dumanlı）和银河电视台（samanyolu tv）的台长希达耶特·卡拉坎（hidayet karaca）等31人，指控他们跟恐怖主义有关。

　　土耳其传媒问题的凸显，是其整体社会问题的一个反映；而且媒体的问题不只在媒体本身，而是体现了国际政治和权力话语等更复杂的问题。

　　2014年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问题任重而道远

　　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2011年1月26日，叙利亚民众开始抗议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 assad）政府的专制统治。自2011年4月起，叙利亚难民开始穿过两国边境进入土耳其。2011年6月6日，土耳其登记的难民总数为3.5万人，其中叙利亚难民为1.5万人。 2012年底，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土耳其已登记的叙利亚难民数量达到了17万人；2013年底，数量达到59万。到2014年底，已登记叙利亚难民数量达到了155万，另外，还有7万人等待登记，有大约20多万叙利亚难民被安置在土叙边境22难民营里。叙利亚难民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地区和年龄分布不均，未成年难民的比例超过50%。

　　在上述背景下，土耳其政府决定对逃离叙利亚的难民实行开放边境的政策（open-door），并且不断延长和扩大“临时保护”（‘temporary protection’）法律框架。2013年4月，土耳其公布《外国人和国际保护法》，虽然仍然保留了1951年《难民公约》的地理限制，但是为保护和救助寻求避难者和难民提供了综合的法律框架（无论他们的来自哪个国家）。新建立的移民管理局到2014年4月已全面发挥作用。

　　难民数量的不断增加，给土耳其的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难民对土耳其经济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机遇与挑战并存；由于种族差异并受政治环境的影响，难民与当地人之间很容易产生民族和宗教冲突；土耳其叙的利亚难民在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上与土耳其人存在巨大差异，阻碍了其融入土耳其社会的进程。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土耳其政府在处理叙利亚难民问题上，与欧洲、美国等西方国家既有分歧，也有合作；同时，土耳其也加强了与联合国难民署的合作，过去4年，联合国难民署在土耳其行动的财政预算从2010年的1770万美元剧增到2013年的2亿2610万，2014年的预算为1亿9500万美元，其中一大部分被用于叙利亚难民的救助。

　　土耳其工商业协会助推中土关系稳健发展

　　2014年是对土耳其非常重要的一年。土耳其工商业协会作为国内最大的私营工商业组织积极参与到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来，主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同时要求政府改革，进一步推动民主化发展。这一年，协会领导层临时发生变化，但依旧通过准确评估地区经济发展潜力制定了正确的相关政策，保证成员企业的利益。在政治立场上，该协会坚持一贯的世俗主义和西化模式，着力推进土耳其进入欧盟的进程，反对政府权力的过度膨胀和专制倾向。

　　作为世界新兴经济体的一员，土耳其以自己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获得人们的关注。土耳其工商业协会作为一个重要的行为体，不仅是国内民主和公民社会的主要力量，还是推动土耳其对外关系重要因素。随着中土贸易往来的增多，中土两国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2014年1月，伊斯坦布尔举行第115届广交会推介会；5月，土耳其工商业协会主席访华，表示希望中土能够进一步加强经济交流与合作。加强与土耳其的经济交流有利于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施，符合中土两国共同的利益。

　　中土媒体需深度合作，助推两国民众之间的正面认知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土耳其的战略合作关系前景广阔，加强中土两国相互认知的研究对促进双边关系、增进民众之间的了解意义重大。中国对土耳其的认知和研究，随着国际环境和双边交往的演变而发生变化。当前中国学术界改变了过去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认知方式，对土耳其的研究视角更为广泛、深邃，涉及政治、政党、宗教、经济、文化、旅游业、国家身份认同及中土双边关系，相对而言，对两国媒体和民众相互之间的认知研究成果略显不足。

　　媒体语言作为社会表征的主要来源，在形成社会表征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本文从社会表征视角，基于“土耳其”、“中土”检索词，对《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新疆日报》、《新民晚报》四大中国媒体2013、2014年度有关土耳其的新闻报道进行标题和正文检索，以此为语料从报道频次、内容和话语特征等方面探讨中国报纸对土耳其的社会表征。研究发现，中国媒体对土耳其的关注比较广泛，政治、经济、文化、边境冲突等维度表征较多，并且立场一致，报道方式客观、公正、中立，罕见偏见和歪曲，呈现了土耳其积极、正面的形象；报道中中国视角突出，土耳其在中国的自我宣传欠缺；但媒体忽视了受众的关切，民生、个体形象以及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表征不足。因目标读者取向不同，媒体的差异化表征明显。

　　随着中东和中亚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上升，土耳其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也会更加重要，我们需要有与之相辅的媒体对外传播策略和话语体系来推进这一战略。因此，重新审视中国媒体对土耳其报道中存在的问题有其现实意义。

　　中土关系在全球地缘政治的环境下面临新机遇和新发展

　　在当前国际关系中，跨国组织和倡议作为一个新主题超越了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新丝绸之路”、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g20为例，可以反映出土耳其和中国外交关系的最新发展。

　　第一，“新丝绸之路”战略是在古丝绸之路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战略构想，是中国新一届政府在经济和外交领域提出一个战略构想。土耳其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提出“当代丝绸之路计划”。但是，土耳其的“当代丝绸之路计划”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一方面是由于中亚地区国家之间缺乏合作，另一方面是土耳其经济实力的不足。中亚地区基础交通设施的落后，使得土耳其很难与这一地区国家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从这点来看，中国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符合土耳其的利益。

　　第二，土耳其寻求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一方面是由于在与西方国家交往中受到“挫折”，另一方面则是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影响力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契合土耳其的战略需求。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土耳其外交战略的重点仍将放在美国和欧盟之上。与此同时加强与东方国家的关系，尽力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利益平衡。土耳其是否会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取决于土耳其的国家利益。

　　第三，2014年中国接替土耳其担任亚信会议主席国，2016年中国将接替土耳其担任g20峰会主席国。 亚信会议是亚洲地区最大的安全与合作对话协商机制，g20则是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之一。中国和土耳其先后担任亚信会议和g20主席国，表明两国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